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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实体问题与程序问题的界分在有些情形下也许存在模糊性，以致于难以界定，这是事物的复杂性所决定的。
如果没有现代书记官制度，执行证书(公证债权文书)之外的执行根据的执行文付与将无法实现制度性运作。[38]本文所言的移审异议与德国、日本的执行抗告相当。
作为执行救济的程序或方式也应当根据救济权利或利害影响的大小以及权利救济的复杂程度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民事诉讼法》既然已经将问题限定为执行标的的错误，则案外人提出的异议就只能是实体上的争议，但我们却依然将这一实体问题纳入执行异议这一非讼程序的路径加以解决。例如，在现行执行救济体制中，没有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就是执行救济体系的最大缺失。为了回应解决执行难的社会政治要求，2007年立法机关通过了《民事诉讼法》的修改。第一类，执行救济异议制度。
但由于执行制度在当时主要着眼于执行措施的强化，而非执行保障措施，在这一价值取向之下，执行救济自然不会为人们所重点关注。此外，在诉的变更、反诉等导致诉讼迟延的权利行使上也应当加以限制。而推进机构编制法定化既会涉及职权，又会涉及责任，在三定规定中亦是如此。
[20] 参见《上海市行政机构设置与编制管理办法》第6条第1款：市、区县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应当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规定，审核确定行政机构的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可见，第二种方案既尊重了责任清单的独立价值，又兼顾了推进机构编制法定化的最终目的。[3] 相对于责任清单，权力清单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代表性成果有谢建平：《权力清单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性回应》，《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28] 有学者将行政立法、决策、标准制定等行政权力定位为行政过程的上游，并提出权力清单制度在权力控制的节点上，不应仅限于下游的具体行政行为，还应着眼于上游的抽象行政行为。
如果说，当前权力清单关注末端的外部行政行为，而机构编制法定化则是关注上端的内部组织行为。[18] 参见刘启川：《通过责任清单实现政务公开法治化》，《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7期。
退一步讲，如果以这种状况的权力清单推进机构编制法定化，难免会遗漏9种权力类型之外应有的行政权力，特别是在当前执法人员法治涵养和适法水平尚有提升空间的情形下，该种风险是较为明显的。然而，三定规定编制过程和权责清单编制过程并不完全相同。权责一致原则在权责清单编制活动中的运用，包括两个层面：其一，编制权责清单既是行政机关的权力，也是行政机关的义务，如果不能按照规定完成权责清单编制活动，将会承担一定的不利责任。即行政决策、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审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征用、行政给付、行政检查、行政确认、行政奖励、行政裁决、行政规划、行政合同、行政调解、行政复议、行政监督、行政指导、行政备案和其他类别的分类方式。
其中，职责边界和部门职责对应的权力事项将部门职责的范围和疆域以及职责和职权的统一性，做了更为清晰的厘定和廓清。这种机械主义的逻辑思路并未考虑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性质差异及其制度功能。（３）公开后对公民的生产、生活和科研等活动无利用价值。[36] 周永坤：《法理学——全球视野》（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38页。
[6] 代表性的成果有田昭、姜晓萍：《新时代推进机构编制管理改革的关键环节》，《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进入专题：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权责清单 机构编制 。
[22] 参见《上海市行政机构设置与编制管理办法》第7条：本市行政机构应当根据政府信息公开的规定，对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机构编制及其执行情况，通过政府网站等有效形式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可以说，尽管权责清单无法涵盖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规范意涵，但是，在政务公开的工具性上，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趋于一致，可以暂且以权责清单作为两者的统称。
[11]第二，由于责任清单缺乏如同权力清单《指导意见》那般的顶层制度架构，因此，其制度实践杂乱无章，不规范问题突出，譬如，责任清单存在多种建构模式、多元化的内部构造以及编制规则迥异等问题。[21] 参见周佑勇：《行政法的正当程序原则》，《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可见，如果选择单一职责型的责任清单，那么，将无法满足机构编制法定化的基本要求。可见，当前权力清单的着力点与机构编制法定化关注点并不一致，那种以当前权力清单实现与三定规定有机衔接，进而实现公开的期许，似乎只能成为奢望。事实上，行政组织行为进入权力清单规制范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足量的。结合权力清单实践，[33]9+X模式应当调整为18+X模式。
然而，按照三定规定的编制依据来看，不仅包括法律法规规章，还包括相关规范性文件。由于权责清单没有一体化设计或权力清单中责任事项的缺失，导致权与责难以有机衔接。
责任清单中责任既非仅仅指义务性职责，[34]也非仅仅指惩戒性追责，[35]而是职责和追责的组合体，亦即一是指分内应做的事，即职责（例如医生责任、家长责任）和义务（例如举证责任、应尽的责任）。因此，作为内部行政活动的权责清单编制行为，也应当接受权责一致原则调控。
[50] 熊樟林：《权力挂起：行政组织法的新变式》，《中国法学》2018年第1期。[26]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9条规定：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三）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
对此，我国尚无关于权力机关介入权责清单编制活动的规定。最新路况｜雅康高速恢复正常通行 雅西高速仍在管制中[17] 参见唐志远、颜佳华：《省级政府权力清单研究——基于31个省级政府公开文本的分析》，《湖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51] 满鑫、李淮：《新时代行政法学研究的新使命》，《行政法学研究》2019第1期。
[47] 参见张鲁萍：《过程性信息豁免公开之考察与探讨》，《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可以想象的是，这一问题不但会给权力清单的梳理和整合工作带来一定困难，而且以此寻求与三定规定衔接的努力，也面临着同样的困难。
《指导意见》对权力清单梳理依据的要求是按照职权法定原则。事实上，并非只能从责任清单的制度实践中提炼和勾勒出其编制依据，责任清单自制规范属性和良态化的制度功能，也可以解读出法律法规规章的职责性规定已然无法应对社会发展的需要，编制依据扩展至设定积极义务性规定的规范性文件已是必然趋势。
因此，权责清单作为独立范畴的正当性是值得商榷的。权力清单的编制依据是法律法规规章，责任清单编制依据包括法律法规规章之外的规范性文件。
[13] 我国香港、澳门、台湾三地因尚未推进权责清单制度，故此次统计分析将其排除在外。唐志远、颜佳华：《省级政府权力清单研究——基于31个省级政府公开文本的分析》，《湖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四）编制行为的法治风险及其影响 如果选择从编制主体、编制依据、编制程序三个维度检视权责清单编制行为，我们发现权责清单编制行为存在法治风险。第三，责任清单顶层设计的缺失无法为推进机构编制法定化提供制度保障，但是责任清单的现有制度资源和理论研究可为推进机构编制法定化提供有力支撑和科学范式。
其中，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机构的设立、撤销或者合并，还应当依法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赵亮、杨国栋、沈荣华《论我国地方政府机构编制调控的基本思路》，《理论导刊》2010年第9期。
第二，权力清单的权力类型和规制范围已无法适应推进机构编制法定化的需要，一方面，应当将9+X的规制模式调整为18+X的规制模式。盛明科：《政府责任清单制度的法治逻辑与实践路径》，《湖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独立型责任清单分布在江苏、浙江、河北、山东、湖南、海南、吉林、福建、四川、江西、山西、青海、黑龙江、河南等14地。[35] 参见胡建淼：《政府法治建设》，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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